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如何以成本最小化来实现减排目标？昨天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工商领袖论坛上，与会人员认为，建立碳排放交易价格机制是路径之一。 　　碳排放交易价格体系缺失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无疑还处在摸索阶段。2008年，中国最早的3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在北京、天津、上海分别成立，今年1月底，首个低碳交易市场落户深圳。同时，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省环境能源交易所等相继成立。能够开展更具前沿性的碳交易的却屈指可数。 　　来自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沙淬希昨天在中国工商领袖论坛上发言认为，中国主要的三家环境交易所已羽翼渐丰，各有所长。但在国家层面尚没有设计明朗的碳市场机制，没有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制度体系，使得这些交易所的交易都还不够活跃。 　　在沙淬希看来，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比较常见的碳排放交易是C D M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在发改委的监管下与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合作C D M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国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友好技术。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市场手段运作的上述环境权益交易所。 　　合理化碳排放交易已箭在弦上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全球通用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目前除参考欧盟碳交易所规定的价格外，就是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的价格。国家发改委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 　　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自己的交易规则，减排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压得很低，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为此，去年12月16日，北京环交所联合中国林权交易所等机构在哥本哈根共同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自愿碳减排标准———熊猫标准，这是中国参与制定的首个自愿减排标准。 　　“熊猫标准是我们为中国的碳交易量身定做的一个开放的标准，主要对象是面向农林等领域内的具有很强社会效益的减排项目。它标志着中国对碳交易话语权的争夺开始延伸到碳产业链的最前端，是中国参与标准建设的重要环节。”北京环交所梅德文告诉南都记者。 　　然而，这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看来，中国建立碳价格机制更为重要。 　　他表示，碳排放交易，最终要有一个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深度流动性的二级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排放企业就可以按照碳价格信号的引导，在市场上对冲企业的合规风险，就如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自己的原材料(大宗商品)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一样。 　　黄杰夫认为，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如果单靠行政手段，假设企业的合规成本可能是每吨减排成本是10元；如果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降到8元，或者7.5元。市场化的交易，不是为了惩罚排放企业，而是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 　　不过，无论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激励———面对国家巨大的减排潜力，作为碳融资关键手段的碳市场已箭在弦上。 　　名词解释：CDM 　　CD 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查看地图）之间的一种国际履约机制，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可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以支持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应的项目，为完成政府分配的排放限额。
　　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出资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减排项目，充抵减排额度。目前，这一交易的定价权掌握在买方手中。